唯一的责任
费孝通出生在一个开明家庭。父亲费璞安曾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考得生员资格，后来获得机会东渡日本留学，学成后回到家乡办学教书。母亲杨纫兰出身当地名门，从小承教于家学，后来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受到良好教育，后与费璞安一样投身社会进步活动，创办蒙养院。
费孝通4岁时进入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14岁即在《少年》杂志发表处女作《秀才先生的恶作剧》，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这种深刻的激动，一生难忘。它成了一股强烈的诱导力，鼓励着我写作又写作。”
费孝通17岁时，已萌生了“从毫末辨流向，由现象看本质”的自觉意识，他在1927年写作的《圣诞节续话》中表示：“我很怕我在‘为人’的最后一刻时仍和现在一般的未认识人类究系何物，因为我实在为了人类的行为双目已眩了。”刚刚踏进青年门槛的他，已经考虑到自己生命终点上对人类的认识程度，内心产生出非常真实的紧迫感。
1928年大年初二的晚上，费孝通写下《年终》一文，写道：“在这荆棘蔓蔓的人生道上，随处都给你看见许多值得留意的事情，同时启示你宇宙人生的意义。我这愚蠢的笔，固不能在道上随处记出一些给后面很努力赶来的同类们做一些参考，但是我却又不愿这许多值得留意的东西，在未经人注意的时候，随着无名无声的浪花流星般的熄灭。我自己认为这是我唯一的责任。”
这一年，他考入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因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怀抱着“去治疗社会的疾病”思想的费孝通决定不再学医，而学社会科学。
江村经济
开弦弓，太湖东岸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村边一条清河弯弯的像一张拉紧了弦的弓，村子由此得名。开弦弓村的一切从1936年开始改变。这一年，一个叫费孝通的年轻学生来到这个村子，从此，开弦弓村另一个名字——“江村”，被誉为“中国农村的首选标本”而名扬海外。
当时，费孝通身着整齐的西装，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睿智中透出文弱和一丝忧伤，开弦弓村村委会里保存着他当时的照片。在村里人眼里，这个学生有点与众不同：短短两个月内，刚刚经历丧妻之痛的费孝通，拄着双拐在街巷里串门访户，走田头，进工厂，坐航船，观商埠，不时在笔记上做着记录。
此后不久，就在这一年的秋天，费孝通登上了“白公爵”号邮轮，从上海赴英留学，师从现代应用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马林诺斯基教授。漫长孤寂的旅程，使他有时间把在开弦弓村的所见所闻，整理并汇集成册。1938年，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
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社会学者从中国乡下的一个普通村庄的“消费、生产、分配、交换”入手，来探讨中国基层社区的一般结构和变迁的。在这篇被后学称为“中国社会学派”的开山之作中，费孝通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了“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了“经济生活”。马林诺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步入世界人类学著名学者行列，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
航拍被称为“中国江村”的开弦弓村 图片来源：新华网
凄风惨雨
1957年，费孝通再次来到江村，许多老婆婆在岸上和他打招呼，拉着手不肯放。但很快见面的热情被现实的问题打断了，老婆婆说：“好就是好，就是粮食……”目击的事实使他不得不重申自己当年的观点：“以恢复中国农村企业（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
这一次，他因此饱受了人间屈辱。此时的反右运动正蓄势待发，转眼间，费孝通被指责为“恶毒攻击政府忽视副业生产”。结果，费孝通被错划为大右派，跟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一道，被称作中国人类学界、民族学界的著名“五右派”。
潘光旦与费孝通是师友关系，互相搀扶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在潘光旦寂寞的晚年，费孝通曾在病床前陪伴潘光旦一年，潘光旦咽气前，费孝通把老师拥抱在怀中，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直至老师停止呼吸。
费孝通与吴文藻也是师友关系。被打成右派后，吴文藻夫妇、潘光旦和费孝通爱散步，傍晚时分，总能看见这4个人分成两组到校门外散步。那些不知青红皂白的小学生争相围观，呼叫他们是右派人物，还在后面扔石头。费孝通曾悲切地说：“失民心，是从失去知识分子开始的。”
在此后长达23年的时间里，费孝通开始在接二连三的“运动”中起起伏伏，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学术作品。邱泽奇说，费孝通从不愿意向外人提及“文革”的遭遇。在一封家书里，费孝通曾说，自己只能通过家书让自己的学术能力不至于荒废，“就像老人通过晨练避免自己的腿脚颓废一样”。
航拍被称为“中国江村”的开弦弓村 图片来源：新华网
行行重行行
1980年，费孝通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之后，他到处“跑”来的“想法”，如岩浆般喷发而不可收。“垂头自惜千金骨，伏枥仍存万里心”，他说他这匹“健硕的老马”，还想走更多的路，来试试自己的脚力。
“方从敦煌还，又上麦积山。老马西北行，关山视等闲。”费孝通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均在路途当中，行色匆匆，跑遍除台湾、西藏之外的祖国所有省、市、自治区。江村，是他的故乡，他的家园，他的根，他学术研究的实验基地。从1981年到2000年20年间，光返乡追踪研究江村的变化，他就跑了20多次。
他有一本文集，书名《行行重行行》，正是他“跑一个地方，写一篇文章”的结晶。这些文章可不是什么“闲笔”，其中凝聚着他的社会学思考，充溢着他“志在富民”的愿望和对他所访地区的致富建言。他每一行都有所发现，尤其《小城镇大问题》这篇文章一经面世，即引起强烈反响。
1983年，费孝通在《江村偶读》一诗中叹道：“李白六十二，杜甫五十九。我年已古稀，虚度岂可究？梦回苦日短，碌碌未敢休。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这是他一生孜孜不倦学习、实践、作文的一个生动写照。这位江村的儿子，没有虚度光阴。
费孝通手稿 图片来源：新华网
美美与共
邱泽奇曾说，费孝通气质上属于典型的士大夫形象，性格温和，最喜欢的是把事实摆出来，从不说“你该怎么做”，这让他的观点极易被基层接受。费孝通曾写下了自勉的题词：“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
晚年里，费孝通多次带着羡慕口吻谈及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继续为中国的文化自觉找寻出路。他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明确将人类共处的愿景从共存、共生提升到了共美、共荣的层次。
2005年4月24日，早春时节，95岁的费孝通乘风而去。这位曾念叨过“人生不满百，长怀千岁忧”的望百老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思索与找寻。正如在当年那本《花篮瑶社会组织》的“编后记”中，费孝通把自己的志向表述为“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整整70年后，当年那位在原始的瑶山里遭遇人生惨祸的青年，用自己奔波而执着的一生，踏出一条指引全人类的希望之路。
摘自 |《领导文萃》2021年6月下
稿件来源 | 《大师巨匠》
责任编辑 | 井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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