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24日是著名教育家傅任敢逝世40周年纪念日，特发此文，以示纪念——

傅任敢

傅任敢，1905年生，湖南湘乡人。现代著名教育家、学者。曾任重庆清华中学、长沙清华中学校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校长、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研究室主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曾任民进北京市委员会常委、民进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1982年1月逝世。

一、清华才子，风华正茂

傅任敢，祖籍湖南湘乡县，1905年出生于浙江湖州。汉族，中国现代教育家。他原名傅举丰，字苕年，出身于书香门第。傅任敢为人沉毅有识，遇事独抒己见，不畏强力，不喜阿附，故在就读于清华大学之时自改名为“任敢”，取“任劳任怨、敢作敢为”之意。

7岁时，傅任敢跟随父母由浙江返回湖南老家。14岁考入长沙明德中学学习。1925年，他考取清华大学第一级本科教育心理系。他在校刻苦学习，成绩优异，深受校长和系主任器重。大学三年级时，他被同学推举担任第一级学生会主席兼学术委员。

1926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北京群众发起了一次广泛的纪念活动。清华也在13日下午举行纪念会，请李大钊同志和陈毅同志来校演讲，傅任敢受到很大鼓舞。从此，他不仅专心学术，而且积极参加学生的进步活动。1926年3月18日，北京人民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清华学生也整队进城参加。傅任敢与袁翰青等在头一天积极地发动组织，并赶写标语。大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向执政府请愿。清华同学走在游行队伍最后。段祺瑞政府早有屠杀预谋，反动军警对游行队伍以排枪射击和大刀砍杀，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清华有二十多位同学受伤，大一同学韦杰三壮烈牺牲，傅任敢当时走在韦杰三之后，是请愿队伍中亲历险境的幸免者。从此，他对军阀政府更增痛恨！

1928年，他与同学创办《认识周报》，任总编辑。该报虽出版仅半年，但在读者中反映良好，也得到当时清华大学教授翁文灏、吴宓及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等的好评。

傅任敢在清华大学学习时，热心于学校的改革，受到同学们的拥护。1929年秋他毕业留校，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秘书，随时向学校提出兴革意见，帮助学生解决困难，受到全校师生的尊敬。他待人诚恳和蔼，办事干练多才，治学严谨，写作明畅曲达，文采斐然。

半年后，他回到母校长沙明德中学执教，任教务主任，兼英文、国文教员。傅任敢在明德中学任教务主任四年，明德中学的教学成绩突飞猛进。1933年湖南全省中学毕业会考，明德中学平均成绩第一。高中毕业生考取清华、北平、中央、武汉、交通各大学的，占80%，于是享有“北有南开，南有明德”之盛誉。

1933年，他又回到清华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同时兼任校园附近清华教职员公会所办的成府小学校长，把他所学得的教育理论，初步用于实践。

1934年5月，傅任敢在长沙与周南女中教员杨仁喜结伉俪，后生三女(傅平生、傅渝生、傅乐生)一男(傅湘生)。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轰炸了西苑二十九军兵营，清华被迫南迁。在南迁前，由校务会议成员法学院院长陈总(岱孙)、理学院院长叶企荪等在梅校长住宅会商，决定派毕正宣、傅任敢等五人留守，组成“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任务是保护校产。在敌人占领下，担负这个任务，无疑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傅先生没有推辞，而是勇敢沉着地和几位同事担负起来。1939年1月1日，《清华校友通讯》于重庆复刊，傅任敢在复刊后第一期上发表《痛苦的经验》一文，历数清华园在日寇蹂躏下的种种遭遇，极大地激发了校友们的抗战激情。他还写过一篇《沦陷时期的清华园》，则是在他逝世后发表于《清华校友通讯》复六期。尤其值得赞佩的是，1931年，傅任敢曾利用兼任成府小学校长的机会，通过叶企荪教授将一万六千元基金支援给在冀中抗战的吕正操将军。

傅任敢先生自清华求学始，即有志于中外教育理论的研究，当时学校的师生称他为“著译等身”的青年学者。他撰写、翻译了相关论文百余篇。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933年至1938年期间翻译出版的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洛克的《教育漫话》等五种西方教育典籍，均被商务印书馆列为汉译世界名著。他在《自传》中曾提到翻译这些教育名著的初心：“1933年至1938年共译了五本书……我译这些书，自知销路是不会好的，但觉西洋教育思想史上的名著译出可能有点比较永久的价值。”足见其欲借鉴国外先进教育理念以推动现代教育理念在中国的传播的决心和意愿。

二、执掌重庆、长沙清华中学，人生巅峰

1938年日军侵入清华园，傅任敢被迫离开清华园。他先到昆明西南联大校长办公室任秘书，又于1939年赴重庆，创办重庆清华中学并任校长。1946年，傅任敢创办了长沙清华中学，兼任校长。这一阶段(1939年至1950年)是他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巅峰时期，业绩最为突出。

重庆清华中学(今重庆市第九中学)是在董必武同志的倡导下，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创办起来的。校址在重庆江北花滩溪畔，原是一片荒丘。傅任敢受命担任校长，倡导劳动建校，自己事事带头，凭师生们的双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边上课边建校。短短几年工夫，就把一片荒丘改造成为层峦叠翠、飞阁流丹的优美校园。重庆清华中学在傅校长的主持下，迅速成长为一所西南地区闻名的学校，深为学生和家长喜爱和向往。因办学成绩优异，重庆清华中学和傅任敢本人还多次受到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四川省教育厅和重庆市教育局的嘉奖。

(一)爱国救国的办学宗旨

傅任敢先生成长的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正值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之时，特别是创办重庆清华中学期间，正逢抗战民族危难之际，所以他有着强烈的教育救国观念。首都师大高教所原常务副主任马啸风说过：傅先生投身于教育事业的出发点是爱国。他认为教育对于振兴中华、陶冶民众有巨大作用：“教育是立国之本”，“国家的繁荣，靠一国的文化程度”，“办学是一种最好的社会服务”。具体到抗日时期，他明确主张教育为救亡图存服务：“教育是立国的大事，是实现国家政策、凝固民族精神的主要工具”，“重庆清华中学……要分负抗战建国的重任，使命是很重大的”，“我们的教育理想是：学生要养成有健壮的体魄、高尚的道德和丰富的知识与才能，以服务人群、贡献社会”。

在《重庆清华中学设计待验之二：中学生的饮食问题》一文中，傅任敢对学生在校伙食问题的重要性就从提高民族体魄的国之大义方面加以条陈缕析：“在营养问题方面，我们必须坦白地承认两桩无可争辩的事实。第一是：我们的民族有许多亟待改进的缺点，在这许多缺点之中，我们的体魄不如别人是最严重，最可怕的。第二是：我们的青年在学校所用的膳食实在是太坏，坏到了吃不饱的程度，这是我们任何当过学生的人偶一回想就可以替我作证的。本来，改进我们的民族的体魄只有两条康庄大道，就是优生与优境，前者是治本的，可是收效较缓，做来较难，后者是治标的，可是收效较快，做来也较容易。在优境方面，我们所采用的方法不外消极的、可也是基础的保育，和积极的、却需先有保育做基础的锻炼。我们要求民族体魄的改进，这治本的优生，与治标的优境中的保育与锻炼是应同时并举，不可偏废的！可是事实上我们只听见提倡体育，注重军训之声，却少有人注意到治本的优生和锻炼的基础的保育：这岂不是一件天大的矛盾，一个天大的疏忽吗？”

正是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傅任敢兢兢业业，把清华中学办成一个进步的、有优良校风的、教学质量高的名校，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二)民主、进步的办学方针

清华中学(包括重庆、长沙两个清华中学)把“民主”列入办学指导方针。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形式也是内容。

管理民主化。学校提倡学生自治，设有学生自治会、膳食委员会和其他多个学生团体，均由学生自行选举产生并按民主程序管理相关事务。傅先生相信通过自治机构，学生经过亲身实践，才懂得怎样行使民主，从而具备自治能力。他把学生自治会等视作培养人才的另一所课堂。在渝清(重庆清华中学)，除了每学期的开学典礼和期终的结业典礼由校长或教导主任主持外，平日活动多由学生自治会举行。伙食也由学生自己管理。平时鼓励学生投意见书，批评学校的工作，对学生提出的问题，经常予以解答。每学期末印发全校工作检讨表，表上印有“善意批评，积极建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十六个字。此表由学生填写，概不署名，作为改进校务的资料。因此，整个学校民主气氛浓郁，学生们的民主素质由是增强。

重庆清华中学还设“名人演讲”，经常聘请各界名流如梅贻琦、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曹禺、冰心等来校作报告，演讲者思想倾向不一，各自畅谈天下大事。另外，学校订购了各种思想倾向的报刊书籍，让同学们自由阅读。为了督促学生们读报，傅校长在每天晚饭前集合时，都会让同学抽签上台演讲时事。在这种环境熏陶下，学生们逐渐养成了思想活跃、独立思考、兼收并蓄的精神。

特别值得记述的是，当时的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由于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重庆白色恐怖极为严重。但傅先生凭借自己在社会上的威望，用各种方法抵制国民党、“三青团”进入学校。坚决不同意设童子军课、军训课和公民课，因为这些课都是国民党为了维持其一党专制所实行的“党化教育”；在学校图书馆，却订有《新华日报》让同学们阅读。在当时的重庆，很少有学校能做到这点。同时，他对学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罢课、游行示威等运动，并不加以干涉。一方面，在校内的地下党组织得以发展；另一方面，参加爱国运动的学生和地下党员没有一人遭到过逮捕。

(三)爱的教育——学校家庭化

傅任敢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教育者对学生的情同骨肉的爱。在重庆清华中学创立初期，傅校长即提出“学校家庭化”的口号，把学生视同自己的子弟，但不搞家长制。我们只要读一读傅校长的《重庆清华中学设计待验(一至六)》，就可以知道他为实现学校家庭化花费了多少苦心。

其中，最吸引我的是设计之二的《中学生的伙食问题》。作为一位中学生的母亲，我对关系到孩子身体健康的学校饮食问题深为关注。傅校长对中学生的饮食问题研究之深入细致，安排之周到，比之父母对子女，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在抗战的困难情况下，他要坚持保证学生每天二两肉，一斤菜，两次豆浆；在普遍加强营养的基础上还特设“营养桌”，对经校医检定认为有此需要的学生进行“格外调养”。

为了使学生、家长、学校三者之间及时沟通，他建立了“家信督导”等制度，有效地促成了学校、教师同家长的合作，共同促进学生心理的健康成长。

傅校长对学生的关爱还表现在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为除治臭虫，学校在炉灶旁砌起水泥框，蒸煮宿舍的木床；特辟一间疗养室，安排患肺结核的学生边学习边养病；看到女同学们住房拥挤，他就把自己住房的楼上腾出来给她们居住；除减免贫秀生(贫困优秀学生)学费外，又协助占总数五分之一的贫困学生安排勤工俭学，不使其辍学，等等。

重庆清华中学的教室旁边都有导师室，每班导师只教该班一门主课。导师与学生朝夕相处，言传身教，师生之间亲如一家。同学之间也是亲密无间，如同兄弟姐妹。大多数清华中学的学生在毕业以后仍同母校、老师和老同学长期保持着这种深厚的感情。

(四)“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

1939年至1940年，傅任敢先后发表《看书和演讲——清华中学设计待验之一》《中学生的伙食问题——清华中学设计待验之二》等六篇文章，从各个方面叙述了战时中学的实际情况，并独创性地提出了解决之道，提倡德、智、体、美、劳五育并重的办学方针。

1. 德育

清华中学特别重视德育。德育内容有四项：(1)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理想教育；(2)以抗战救国、争取民主为核心的时事教育；(3)以民主、法制、自由、平等、自治等为内容的价值观教育；(4)以仁义礼智信为主的品德教育。傅校长进行德育的主要方法是两个，一是校长、教师以身作则，切实负责，不求名利，做学生的表率；二是着重养成学生的服务和重视实践之精神。比如救护抗日战争中受伤的飞行员与士兵，协助过境部队，为难民与保育院幼儿募捐，救济贫苦同学，开办平民小学等。还有就是把德育渗透到各科教学和各种活动中去。学生无论贫富，都统一穿着朴素的校服，不吸烟，不喝酒，不蓄发，不许早恋，要遵守学校作息制度和课堂纪律等。清华中学的德育潜移默化，影响深远。毕业后多数学生终生保持了刻苦好学、勤恳工作、生活俭朴的作风。

2. 智育

清华中学以智育为主体。其措施有：(1)重视师资建设。傅任敢尽力为学生们延聘最优秀的各科教师，老师们几乎都来自国内最好的大学，德才兼备。有好的师资，才能教出优秀的学生。(2)改革课程，删繁去重，每周限开二十几课时。注重三门基础课：语文、数学和英语，分量特别重，每周各八节课，占了整个课时的三分之二。语文教学以语法为主，文学为辅，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并重。英语采取直接法教学，课堂上一般不用汉语讲解，以训练学生的理解和使用英语的能力。傅校长常向学生强调一句话：A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s a habit transformation.(外国语学习是一种习惯的转变)。为了培养学生阅读英语书刊的能力，从高中二年级以后，就给学生选用一些英语的课本，如《范氏大代数》和霍尔乃特的《解析几何》原文本等，三年级理科用英文的物理学课本。这是针对清华大学一般新生入学头一年看不懂英文科技课本的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在清华中学的阅览室里，还订了几种英文报刊。傅校长是无神论者，但却常常请教会的外籍传教士在星期六下午或星期日来校用英语作演讲，目的是让学生有听外国人说英语的机会，并鼓励学生同这些传教士用英语交谈。因为采取了这些措施，所以清华中学的毕业生的英语基础都比较好。(3)讲究教法，重视学生的自学能力。(4)强化课外作业，帮助学生真正掌握知识，并训练其思维。(5)考试频繁多样化。有随堂考、周考、月考、期中考、期末考、学年考、毕业会考。考题力求重基础，不赞成出怪题。考试时实行“荣誉考”，无人监考。不合格生留级。这一切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的学习和改进教学。因此，清华中学的学生们学业成绩在各兄弟学校中一直处于前列，历年升入北大、清华、南开、交大等全国有名大学的毕业生人数，在西南地区的中学中名列前茅。清华大学每年会从重庆清华中学直接接受保送的优秀毕业生若干名。

3. 体育

清华中学很重视体育。学校采取“彻底强迫的课外运动”，即硬性规定，每天下午四至六时锁教室门，全体学生都必须到外面参加适合自身的运动项目或体能活动。学生毕业前到校园外花滩溪检测游泳成绩，必须游完100米才能毕业。学校每学期都举行运动会，依照学生身高、体重、年龄分三组运作，每人至少参加两项比赛。

4. 美育

清华中学办学初期，由于缺少音美师资，傅校长独创性地选出擅长音乐美术的高年级学生担任“教生”，教授其他学生。后来聘到了水平很高的教师。清华中学非常重视音乐教育，学校里歌咏活动非常活跃，还常在课余举办音乐欣赏会。

5. 劳动

无论家境贫富，每个学生都得参加同等的劳动，搬砖、搬瓦、运沙建校舍，改田、平地修操场。每天吃的大米，也是全校同学们一盆一盆地从江边传送到学校。利用每个周末的课外活动时间，全校同学用各自的脸盆，从山脚下的河边，来回往山上端运沙土，最后在校内两山之间，修建了一个人工湖坝“愚公堤”。学生们就是在这样的劳动教育下，养成了终身热爱劳动、热爱工作的习惯。

总之，傅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主张德、智、体、美、劳并重，引导学生追求真理，掌握知识，为社会造福。他的理想是造就体魄健全、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高度的文化素养，能够献身于社会和祖国的人才。

三、加入民进，致力师范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任敢带领师生刨坟垦荒，1950年在北京贫民聚居区龙须沟创办了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并经吴晗举荐任该校校长。他还发表了《二二一制中学》《再谈二二一制中学》等文章，建议“把目前的三三制改为二二一制，就是把中学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段”，以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人才之急需。

1954年后他参与筹建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前身)，任教育研究室主任、副教授，是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建设的奠基人。他主讲《教育学》大课，因课程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启发性强，深受学生欢迎。还兼任了北京师范学院教育工会主席。

1956年傅任敢经雷洁琼介绍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先后担任民进北京市委员会常务委员、民进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1956年8月，他参加了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国家副主席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并与大家合影留念。

在繁忙的教学工作和行政工作中，他还挤出时间研究我国古代教育遗产。他曾讲过：“现在一提到教育学，往往只是凯洛夫，这是不全面的，作为学习和研究，要广识百家，不能只停留在某一个人的身上，要学习和了解古今中外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和学说，特别是本民族古人今人的学说，如孔夫子的教育思想、教学原理……我们也应有自己的教育学。”

1957年他的专著《〈学记〉译述》出版，受到教育界的好评。《学记》成文约在战国末年与汉初之间，傅先生将其从文言文翻译为白话，并加以解说。他赞道：“它(《学记》)不只是中国的一篇很全面的教育文献，也是世界上一篇很早很全面的教育文献。这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是我国的骄傲。”

1980年，傅任敢应邀参加了民进中央举行的“对教育计划、教育体制献计献策”座谈会，两次参加民进中央举行的“师范教育座谈会”，并应民进中央之约，写作了《师范教育私议》《关于办好高师院校的一些设想》等文章，强调师范教育应保持独立建制和师范性，力主师范教育要更好地为基础教育服务等，对于正确认识并解决当时高师教育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两篇文章先后被刊登在民进中央文教委员会编的《对教育计划、教育体制献计献策情况简报》上。后文还被选报给党中央。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四、历经浩劫，笔耕不辍

1958年，傅任敢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仅被降职降薪，还被剥夺了从事教育学教学的资格。但傅先生在此境遇下仍保持从容镇定的心态，白天挨批，晚上回家照常读书、写作。此后的八九年中，他给生物系开过英语课，为教育教研室编过《毛主席教育言论集》等三册资料。

1961年傅任敢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调到历史系资料室，参与《西方的没落》《世界现代史资料》等著述的翻译，又抱病独自译出了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的代表作《史学史》(后改名为《历史系的理论和实际》，三四十万字，1982年被商务印书馆列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

当时，他已是五十几岁的人，因患脑血栓和心脏病不止一次住院治疗，却需天天坐班，从城里到学校早出晚归，路上两头走路，中间挤车。五口之家居住在夫人所在中学提供的一间房里。熬到女儿单位协助调房，才增为两间，但每逢假日，老少三代十余人，纷纷扰扰，他只能躲到厨房，坐在小板凳上读书写作。

就是在如此窘迫的环境中，在完成公家任务的同时，傅任敢又应商务印书馆之邀，翻译了美国桑代克的《教育心理学》一书(原著三大卷、1100页)，并且撰写了《夸美纽斯及其〈大教学论〉注释》。只可惜“文革”中此两稿被红卫兵抄去，从此不见踪影。可悲可叹！

“文革”中，傅先生被当作“老右派”“牛鬼蛇神”一再打倒批斗，备受凌辱。但他仍抽暇潜心研究学术问题，做了大量有关教育内容的笔记。

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8年拨乱反正，傅先生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彻底改正，恢复原级别与待遇。他欣然提笔写下：“我从事教育事业已四十九年，现在虽已达七十四岁，还有些病，但我觉得如同我编的顺口溜所说的：‘莫道人生七十古来稀，于今干到八十不出奇。天翻地覆万事新，七十少年数不清。’要做数不清的七十少年中的一人，誓以余生献给教育事业。”

他也是这样做的。1979年他调回(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教授，指导该所教育教研室教师的学习、进修。教科所同仁回忆说：他恢复工作走进教研室的第一天，便关心询问每个同志开课的情况，并建议让中青年多挑重担，促使他们迅速成长。为提高一些教师的外语水平，他不顾自己年老多病，亲自辅导专业英语，从不耽误一节课。

他强调教育科研的目的应是解决教育中的实际问题：“理论研究是为了指导实践，学习古代外国的论著，也是借以为鉴，指导我们现实的工作，如果离开了这一点，那么从事理论研究，学习前人经验又有什么意义呢！”

傅先生在生前最后的两三年里，争分夺秒地做了许多工作，如重新修订《教育漫话》《大教学论》《〈学记〉译述》等图书，致力孔子的教育思想研究和中国师范教育史研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资料，撰写了多篇论文，为《大百科全书》起草词条，等等。

1982年1月初，他病情危重，连笔也握不住了，仍盼望病情好转，计划出院回家后继续进行《中国师范教育史》《〈学记〉译述普及本》《孔子教育思想管窥》的编写。无奈上苍无情，1982年1月24日，傅任敢先生病逝于北京，走完了77年平凡又伟大的人生里程。

追悼会上，他的朋友、同事、学生四百多人到会或赠送花圈，其中包括蒋南翔、李锐、周培源、雷洁琼、王淦昌等中央、北京市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民进组织代表。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院长崔耀先在所致悼词中对傅先生的一生和业绩给予了公正的高度的评价：傅任敢先生是一位有影响的爱国、民主、进步的教育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为发展我们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的逝世是我们教育事业的损失。

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秘书长陈侠先生的挽联写道：“学贯中西，移译教育名篇，几代学人思厚泽；术通古今，注释论学巨著，千年遗产畅流传。”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傅先生博采众家所长、融会古今中外教育精华的本色。傅任敢生平，具体可参考傅老的夫人杨仁和三位女儿傅平生、傅渝生、傅乐生所编的《傅任敢先生编年事略》，以及傅老的清华同学曾炳钧所写的《对任敢同学的片段回忆》一文，见《真诚的教育家傅任敢纪念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4—322，174页。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在撰写此文的过程中，我时时深为感动，为先生崇高的人格及深刻的教育思想所感动。愿今日的你我能传承先生精神，做一名爱国爱生、脚踏实地、认真负责的教育工作者，为祖国的教育事业添砖加瓦！后记：1983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傅任敢教育译著选集》。

2020年10月11日是傅先生创办的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建校70周年。学校开设了“任敢班”和“任敢学子”活动；并在两个校区均塑了傅校长半身铜像。在校庆当天，北京十一中举办了“人民教育家傅任敢教育思想传承、实践、创新主题论坛”，同时宣布成立“傅任敢教育思想实践联盟”。该联盟包括两所高校和六所基础教育学校，分别为首都师范大学、清华大学，长沙第一中学、长沙市明德中学、重庆清华中学、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市第十一中学以及清华大学附属小学，联盟办公室设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这八所学校都是傅任敢先生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长期受益于傅任敢教育思想和价值理念的影响。《真诚的教育家傅任敢纪念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119页。

致谢：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多蒙傅老的三位女儿傅平生、傅渝生、傅乐生提供了宝贵和丰富的资料来源，在此向三位前辈致以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