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3月22日消息（记者冯烁）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过去人们说“人人都是传播者”，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人人都是主播”。很多人在做短视频或者直播的时候，都喜欢放BGM，一般都是短视频平台系统自动提供模板，也有的主播是自己拿个小音箱播放，这就涉及到音乐版权的问题。22日上午，快手首次明确了直播间场景的音乐版权结算标准，并在原有结算的基础上新增了词、曲版权的单独结算以及独立音乐人结算通道。这也是今年6月1日新著作权法实施前，首次有互联网平台提出适用于短视频和直播双场景的音乐版权结算标准。
去年11月，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专门开过短视频平台音乐版权维权情况发布会，还发文强调短视频使用音乐应当取得授权。截至2020年6月，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到8.81亿，占网民整体的87%，可以说观看短视频已经成为当代人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之一。但音乐的侵权成本低，利润空间大，而相应的维权成本却很高。那么，这次快手平台新结算标准到底是针对什么人群？做短视频的人、还有我们这些刷短视频的人要不要付费呢？短视频BGM维权的难点在哪？
随着科技发展，音乐领域也迎来了从唱片时代、彩铃时代到数字音乐时代，创作门槛的降低让每个音乐人在卧室可以做出很多歌出来，然而音乐行业的版权保护问题却愈发严峻。作为音乐版权方，华声时代总经理丁悦表示，现在短视频、直播间音乐维权主要存在两大痛点。“第一大痛点是对线下市场中的热歌、爆款歌曲的肆意翻唱。第二痛点是原创音乐人作者版权法律意识不充足，有时出现一歌二卖，甚至三卖、四卖。”
为了解决现如今面临的维权困境，行业内也在不断尝试。今天，快手新增了直播场景和词曲的结算，进一步为音乐版权保护堵漏。作为普通用户，未来我们制作短视频时需不需要为添加背景音乐单独付费呢？快手音乐负责人袁帅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普通用户不需要付费，音乐对平台来说是成本。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去餐馆里面吃饭点菜是不需要付调料费的，价格包含在菜里，调料对于餐馆来说是付出的成本。对于平台而言，音乐是保障用户体验的关键元素，所以它对平台而言是成本。”
此外，海葵音乐集团COO联合创始人覃九一坦言，短视频中音乐侵权泛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侵权成本低，利润空间大，而相应的维权成本却很高。“我个人认为，目前最大的痛点是维权成本整体较高，虽然现在出现很多新技术支持我们维权，比如用来做版权存证的区块链技术。还有一些自动化取证工具，帮助我们高效维权，但这些只是一种手段，真正要走上维权这条路需要专业法律工作者的支持。”覃九一说。
北京国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粟晓楠告诉记者，在实际维权过程中，由于音乐播放数据量都在平台后台进行统计，因此权利人在主张权利时往往面临举证难现状。但随着年内快手等平台推出开放平台方便各方查询音乐内容的使用数据，将有望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按次数结算，这多好。打官司时都说取证难。对于知识产权的维权来说，整体差异不是太大，确定其侵权行为后，计算赔偿损失。维权实际案件中，可能存在一个举证责任转移的问题，也就是谁掌握证据谁举证，如果这个事情能够比较好的解决掉的话，短视频音乐的维权困境也就解除了。”粟晓楠说。
说到知识产权保护，一直以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来看，知识产权专门法可以说是法律关系最为复杂、调整主体众多、社会牵扯面最广的一部，这也是为什么去年著作权法的修订备受社会关注。
其实，近些年，从法律顶层设计再到各个平台方，都在为行业版权生态的保护与完善作出努力。但是，想让广大词曲创作者真正“创有所得”，具体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李明德分析，短视频、直播的兴起给了音乐人更多的传播渠道，同时也为音乐版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著作权就是人家的财产权，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如果形成一种良好的市场竞争形态的话，词曲作者也能获得利益，短视频制作者或者直播间也能获得利益，社会公众又可以获得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但就现在市场规则而言，是需法律确定，需要推动司法来确定或者通过权利人主张权利去决定。”
随着直播行业的快速发展，直播场景下的音乐使用受到音乐行业和法律界的关注，从版权保护的历史角度来看，制作者获酬方式其实一直以来相对狭窄，今年6月1日即将施行的新著作权法呼应了行业的呼声，增加了录音制作者的网络获酬权。
在李明德看来，顶层设计的出台为音乐版权保护进一步堵住漏洞，但一个健康的音乐版权大环境同样离不开相关的行业协会发挥积极作用。他表示，从世界范围来看，通过集体管理来保护和利用音乐版权是一个国际化的趋势。“著作权集体管理，就是一种集体许可，就等于说词曲作者把权利委托给中国音乐著作权集体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集体协会代表其集体发放许可、收取费用，然后再分配给词曲作者。不管短视频里用还是直播间用，比较成熟或者比较可行的方法就是获得中国音乐著作权集体协会的许可。这样就比较保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