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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虫二
2018年，B站连续更新《银河英雄传说》等动漫经典，粉丝高呼“文艺复兴”，但这个梗出现在精神小伙的视频上，嘲讽效果就拉满了。
每代人都有不同的文化标签，三年一代沟，十年一天堑，没法跨服交流，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下沉，越通俗的内容，穿透力越强。
过去几千年，内容生产和消费不断大众化，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唐诗宋词、元代话本、明清小说，近代电影、电视，文化和娱乐的界限逐渐模糊。
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仪式抵抗》一书中认为群体情绪会把大众文化变成更稳固的小众圈层，从而获得对抗外部污名化的精神护甲。
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观察的更精辟，他认为粉丝并不是集体无意识的盲从，而是在媒体大众化的过程中，通过熟练的参与和互动，建构了自己的文化权力。
所有杀时间的娱乐产品都验证了这个理论。
假以时日，说不定“自带水泥、村口集合”真成文艺复兴了。
这是娱乐升格为文化的第一阶段，“奥利给”的出现，预示着这个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但后面还有一道屏障，就是“文化无优劣、审美有雅俗”的认知，如果短视频再把这个论断攻倒，那就无往而不利了。
最近爱优腾在第9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向短视频开火，不管是“猪食”调侃，还是拉低一代人审美的指责，低俗这个罪名总是逃不掉的。
以前的娱乐多少带点仪式感，但手机填满碎片时间，娱乐的主要功能就变成杀时间了，也是靠杀时间赚钱的，这个逻辑一旦闭环，社会教化作用就悄然退场了。
“寓教于乐”只是自我安慰，《李焕英》票房、口碑双杀《唐探3》，你说是亲情的觉醒，还是商业的胜利？电影改变不了走出电影院的你，能做的只是唤醒“本可以做得更好”的愧疚。
如果你觉得看《李焕英》比《唐探3》更有收获，那纯粹是你的错觉，这种错觉本身就是价值，好比买了从来不用的健身卡，就以为拥有了八块腹肌一样。
现代娱乐的厉害，就是让你一边沉迷，一边反思。
当然这事不能绝对化。
有个朋友曾经慨叹，“男不迷虎扑，女不爱抖音，穷不碰快手，富不玩小红书，世界就完美了”。
乍一听，蛮有道理，再一想，这不是正确的废话嘛。
我们喜欢的东西毁了我们，这个调调很有煽动力，但成立的前提很复杂。
纯粹从机会成本上说，任何选择都有更好的替代，你花两小时看一本世界名著肯定比打两盘游戏有收获，诸如此类。
但一个人不允许自己有片刻放松，也不享受任何杀时间的快乐，既不可能也没必要，我们不是苦行僧，用不着“苦其心志，劳其体肤”。
谁都希望把碎片时间变得更有效率，问题在于碎片时间只有长期、稳定、科学、系统的加以利用，才会从量变到质变，这种坚持本来就不是普通人的特质。
大多数人不是没有奇思妙想，缺的是执行力而已。
这就好比把我们扔到90年代的深圳，就算知道做社交和通讯可以赚大钱，你能再造一个腾讯，还是创办一家华为？说实话，能在华强北打出一片天地，都是人精了。
多数人在梦想尚存的时候，都会保持一定的自律，不会也不愿浪费碎片时间，挣扎到35岁之后如果还没买房，还没财富自由，想不“躺平”都不行，这就是现实，白岩松反问一万遍“不会吧”也没用。
现代娱乐的妙用就在于稀释了你浪费时间的焦虑，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娱乐有害论”的两个支点都被瓦解了。
首先被瓦解的是行为判定。
过去的观点是成瘾即有害，瘾的引申义是无法遏制的行为惯性，2008年《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规定，连续3个月每天6小时上网就是网瘾，2010年改为每周40小时，这套理论现在过时了。
手机时代你没法指责任何人（青少年除外）沉迷网络，因为工作和生活早就融为一体。
其次被瓦解的是文化优越感。
1985年，Neil Postman写出名著《娱乐至死》，感叹电视对印刷文化的冲击，“人类无声无息的成为娱乐的附庸”，但他还没见识过手机的威力。
过去我们习惯了权威人士告诉我们什么是阳春白雪，什么是下里巴人，这个模式在BBS、微博时代很有效，但形势比人强。
现在谁有流量谁就是大V，不需要真实身份背书了，反倒是罗翔、戴建业这样的教授为了迎合流量要，不得不从教室来到镜头前。
现在的手机不仅是流量入口，还是承载所有信息的“元媒介”，手机其实已经实现了对所有媒体的时间和功能替代。
现代娱乐很像当年的“新文化运动”，擅长以降维方式破圈。
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包括八条主张，其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等，这招的厉害在于保守派越反驳，越是自曝其短。
比如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也是中国比较文学之父的吴宓大骂胡适是“卤莽灭裂”，就听得人一头雾水，因为这个典故出自《庄子·则阳》，没点墨水完全get不到含义，这么骂人虽有技术含量，但毫无影响力。
语境决定了受众量级，所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必然的。
现在流量和算法推动了文化的娱乐化，更容易上位的当然是通俗内容，热搜里全是明星网红的鸡毛蒜皮，曾经的显文化反而退回封闭的小圈子，失去了对普世审美的支配力。
有人享受这个变化，有人厌恶。
《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王小峰写过一本书，叫做《只有大众，没有文化，反抗一个平庸时代》，2015年初版时好评如潮，2019年再版风评大变。
即便在号称“精神角落”的豆瓣也充斥着冷嘲热讽，“这年头觉得自己的专业素养还值68元一本的人太自以为是了”。
情绪反转之强烈让人感叹4年的沧海桑田。
流量的本质是追随，大众娱乐既不会居高临下，也不会趾高气扬，总是恰到好处的贴近并响应情绪，甚至可以把圈外人逼成“伪受众”。
举个例子，电影《黑衣人》有个情节，威尔·史密斯入职神秘机构，被要求在漆黑的夜晚，识别街上的有害生物，结果他放过张牙舞爪的怪兽，爆头了拿着量子力学的小萝莉。
为什么？因为“事出反常必有妖”。
假设你是一个普通上班族，别人刷直播，打游戏，你非要捧着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你不是怪物，谁是怪物？
内心再强大的人，也害怕成为别人眼中的异类。
所以庞大的用户基数让短视频拥有了群体情绪支撑，假以时日确实有可能变成主流文化，这就像喜欢平克·弗洛伊德的摇滚死忠粉，不能看不上邦乔维一样，喜欢周杰伦的《兰亭序》，也不能无视吴亦凡的《大碗宽面》，一旦“文化无优劣”变成“审美无雅俗”，就有舆论免疫力了。
从这个角度上说，短视频的快速成长很难遏制，但在流量内卷的氛围下，将其描绘成一种庸众审美还是有机会的，短视频与所有娱乐产品一样，最终有一个自证“清白”的过程。
第一，证明自己没有造成文化的逆淘汰。
去年疫情期间，中国人均APP使用时长（6.7小时/天）首次超过睡眠时间（6.5小时/天），短视频是主要受益者，但你拿走了用户时长，就有责任让时间与价值成正比，这是逃不脱的社会压力。
大众娱乐经常贴着“低俗”的标签，我们内心多少也认同这一点（虽然不愿意承认）。快手的“奥利给”，遮遮掩掩的试图表达文化没有优劣之分的道理，看起来像是外宣，其实更多还是给自己的用户打气，希望消除潜意识的罪恶感。
从情理上说，一个宽容的社会不应该把个人兴趣搞成鄙视链，甲喜欢歌剧，乙喜欢学猫叫，彼此都不是对方的参照物，各自安好而已。
非要上升到监管层面，必须有明确的界定标准。
2005年美国《反低俗法案》规定了3个形成要件：
1、公众场合；
2、对他人造成伤害；
3、存在冒犯和敌意；
对应的措施也是3条：
1、罚款；
2、分时段限播；
3、技术处理（消音或马赛克）；
被明确界定为低是7个特定词语，并不是简单一句“卧槽”就违法了。
另一方面，低俗处罚也只限于FCC（联邦通讯委员会）所管理的公共频道，HBO等付费节目以及starz等深夜剧不在其内，为什么？
因为观众是主动选择，请注意“主动选择”这个词。
举个例子，我在抖音、快手关注了某人，愿意看他大冬天跳进冰窟窿，夏天穿棉袄抽疯，怎么了？我的选择，我承担后果。
当然光有这种精神胜利法不够，所以短视频都争着给非遗、科普等项目导流，捧出网红教授，证明自己可以与传统文化互补共生。
退一万步，花点钱把自己拉出会场，也划算。
第二，消除爽完之后的罪恶感。
在被现实暴打之前，没人愿意承认自己只是混日子，总要挣扎一下，短视频如果只是用杀时间缓解焦虑，爽完之后的罪恶感就会很强烈。
所以核心是改变社会评价体系。
李佳琦成为特殊人才落户上海，薇娅当了杭州亚运会形象大使，说明现代社会的商业成功很容易转化为美誉度。
除了把头部网红塑造为模板，还要让草根利益均沾。
现在抖音、快手、B站都在想办法给草根内容创作者输送流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薇娅财产90亿，远不如1亿主播人均90元更有意义。
此外，内外有别也是情感加分。
不管你承认与否，tiktok都是中国在海外最成功的流行文化产品，这点并无争议，讨厌抖音的人会支持美国封禁tiktok吗？
恐怕不会。
当短视频逐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一种行为惯性的时候，用户杀时间的罪恶感和舆论压力都将消退。
第三，短视频还要证明自己能够创造一种新文化。
这在逻辑上说得通，文化迭代一直如此。
汉朝李延年创作《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李延年如果活在当下就是顶流创作者，抖音、快手、Q音、云村都会砸钱疯抢。
但班固写《汉书》，李延年进了《佞幸传》而不是《艺文志》，说明在当时的主流文化看来，李延年顶多是个弄臣。
宋朝的市井娱乐叫做“勾栏瓦舍”，里面有各种艺人吹拉弹唱，内容接地气，观众很火爆，某种程度上就是线下版的短视频，即兴表演的成分很像今天的直播。
商业特征也类似，艺人很红，很赚钱，但社会评价不高，流量再大也无法转化为美誉度。
那个时代文人尚且相轻，何况瓦舍艺人，宋朝的风流才子柳永，为了跟宰相晏殊套近乎，开口就说大家都是读书人，晏殊马上划清界限，我可不写“针线闲拈伴伊坐”这种东西，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宋词是唐诗之后又一个巅峰，但勾栏瓦舍最后进化出了关汉卿这样的人物，文学史上的地位比晏殊和刘永还高。
时间越晚，文化和娱乐越是互相转化。
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中文名詹明信）认为文化就是“日常闲暇的娱乐活动”，按这个定义，短视频里的所有行为几乎都可以看成文化了。
在《时间性之终结》一书中，他强调“不应该把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经验看成是无时间的，相反，它们只是在当下龟缩着的一种经验”。
他甚至预见了短视频二创文化的崛起，认为现在的电影大片“看起来像是一堆爆炸着的相互堆积的片段，情节已沦为一个借口和填充物，如同一根弦丝，串起来一堆以我们兴奋点为中心的珍珠。”
在他看来，这种电影“看看预告或精彩片断剪接就足够了，（因为）电影除了这些精彩片断也就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他将这种现象称为简化（reduction），并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哲学命题”，代表了“美学、经济学和社会现象学领域的发展状况”。
回头再看，这不正是短视频“剪刀手”正在做的事吗？
现在的短视频正处于巨变的前夜，商业光环越耀眼，越需要新的文化自恰，这事既不高雅，也不卑微，就是赤裸裸的求生欲。
至于用户，不许躺平，不让佛系，好歹刷刷视频，打打游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