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收藏拍卖杂志）
在欧洲，自中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雅卡尔织布机被发明并普遍应用之前，挂毯一直是非常昂贵的奢侈品，为上层统治者所喜好。挂毯上所描绘的主题，往往是远古的英雄、著名的传奇故事、古今重要事件、宗教人物、宫廷习俗、寓言和讽刺故事、家族徽章等等。
但在17世纪后期，由于“中国风”在欧洲诸国的流行，一类新的主题的挂毯——“中国风”挂毯开始出现，并很快在法国、英国、弗林德斯、德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流行与织造。这些“中国风”挂毯，往往以“一套多件”的形式出现，一套出现之后，也往往因受到市场的极大欢迎而在其后较长时间（有的长达50余年）里被反复织造。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织造的“中国风”挂毯，主要有9“套”，与其织造的年代所流行的风格相对应，可分为巴洛克“中国风”（Baroque chinoiserie）与洛可可“中国风”（Rococo chinoiserie）两类。鉴于国内对此少有研究，本文拟稍作介绍。
01
巴洛克“中国风”挂毯
巴洛克“中国风”挂毯，主要有4套。
第一套，名为《中国皇帝的故事》，由法国博韦皇家手工工厂在1685年左右织造出来。这第一套“中国风”挂毯，共有9件，都以中国皇帝康熙（1654–1722）为主人公，围绕着皇帝奢华的宫廷生活展开，分别是：《觐见皇帝》《皇帝出征》《皇帝出海》《皇后出海》《皇后饮茶》《天文学家》《打猎归来》《收获菠萝》《简餐》。
由于这套挂毯是欧洲“中国风”挂毯的开山之作，又因为以中国皇帝为题，所以它最为知名，也最为研究者所关注，以至于远离其织造地非常遥远的澳门永利度假村都藏有这套挂毯中的三件《觐见皇帝》《皇帝出征》和《收获菠萝》；广州博物馆也藏有一件《天文学家》。
图1 《觐见皇帝》
从其中的一件《觐见皇帝》（图1）来看，手持筷子的皇帝接受着众大臣向其行叩头礼、数件青花瓷点缀在画面最左边、背景中隐约可见的中国塔和异域风情的动物（大象、孔雀、仙鹤）都是中国元素的体现。但更加明显的是横跨整个构图的哥特风格的双拱门回廊和皇帝脚下近东风格的地毯，且整体风格被笼罩在对称、稳重、奢华的巴洛克风格的氛围下，可堪称为巴洛克“中国风”挂毯的代表。
值得重视的是，这套以“中国皇帝”为主题的挂毯，其“宏大叙事”的方式，与博韦工厂之前织造的歌颂法王路易十四的挂毯系列《国王的历史》（约1665–1679）是一致的，都在颂扬引人崇拜的君主。
《觐见皇帝》（局部）
第二套，名为《怪诞》，由博韦工厂在1686到1688年左右织造出来，共6件，都有着黄褐色背景。这套挂毯，当时的名称没有被记录下来，当代艺术史学家根据每幅挂毯上出现的主要图案将其命名为《驯兽师》《骆驼》《大象》《献给酒神巴克斯》《献给潘神》《乐师》。
这些怪诞的主题，与第一套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以《骆驼》（图2）为例，在黄褐色的背景中，穿着异域服饰的人物、自然主义的植物、中国的青花瓷盆、东方沙洲里的骆驼在富有想象力的建筑和装饰元素中混置于一个怪诞空间里；画面的最右边，一个包裹着头巾、留着白胡子的东方君主，手握权杖，穿着蓝色上衣和红色紧身裤，坐在狮身人面像的上方，也是怪诞的组合。
图2 《骆驼》
挂毯的边框设计，与第一套中的《觐见皇帝》如出一辙，都出现了穿着中东服饰的东方人，这些人与怪兽头颅、异域花草、半身人面天使、狮身人面天使等连接在一起，组成了非常“怪诞”的设计。这实际上是博韦工厂当时推出的非常流行的“怪诞”边框，运用到了上述两套博韦生产的“中国风”挂毯系列上。由此来看，它们之间，尽管主题不同，但有着非常亲近的关系。
《骆驼》（局部）
第三套，名为《印度风格》，是1689-1690年英国伦敦苏豪区的挂毯作坊织造出来的。这套挂毯是迷恋中国货的英国女王玛丽二世（1662–1694）订制的。1690年8月，玛丽收到了这套挂毯的账单，上面写着“4件按照印度风格设计和制作的精美挂毯”。这正是这套挂毯名字的由来。需要指出的是，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印度和中国是同样的地理概念，在通常情况下可以互换。很可惜，这套挂毯的实物没有保存下来。但庆幸的是，1691年，英国男爵约翰·布朗罗（1659–1697）完全按照玛丽那套的设计订购了其中两件，现保存在英国林肯郡的贝尔顿大宅中。这两件挂毯被当代学者以主要图案命名为《打阳伞的女士》和《四臂神》。这套挂毯跟法国博韦的两套，无论在主题上，还是构图上，都完全不同。
从《打阳伞的女士》（图3）中可以看到，几组东方人物被分别安置在一片片漂浮的“小岛”上，所做活动，各不相同，或散步、或纳凉、或祭祀、或捕鱼等等，彼此之间也毫无关联。后来，苏豪区的多家挂毯作坊都加入到这种有“漂浮小岛”构图设计当中，织造出了一批深色背景的作品，“小岛”的数量也更多，从大到小，由近及远，东方人物仍然待在各自的“小岛”上，或梳妆、或拥抱、或奏乐，都与前两套挂毯对君主的颂扬或对怪诞人物、动植物的描绘无涉。
图3 《打阳伞的女士》
第四套，可名为《柏林“中国风”挂毯一》，是由德国巴拉班德家族的挂毯作坊织造的。来自法国奥布松地区的让-巴拉班德（1647–1709）于1685年移居柏林。他在1709年去世后，其子让-巴拉班德二世（1677–1725）接管了家族生意。他们非常熟悉法国的流行时尚，于是在18世纪初模仿博韦的《中国皇帝的故事》织造了一批非常相似的挂毯作品，这批挂毯的最早销售记录是1713年的一套6件。其中最宽的一幅与第一套中的《觐见帝王》几乎一样，而其他几件则在相同的设计方案下将图案做了一些改动，但6件里几乎都出现了《觐见帝王》里哥特风格的双拱门回廊和近东风格的地毯。虽然这6幅挂毯没有具体的主题名，但同样也是描绘皇帝的宫廷生活，根据每件挂毯的主要图案可以描述为《觐见皇帝》《觐见皇后》《皇帝与鹰、蛇》《皇帝与学者》《赏瓷》与《音乐会》。
以《赏瓷》（图4）为例，可以明显见到第一套挂毯里的回廊和地毯被如法炮制在了画面中，设计师很机智地选择了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器物——青花瓷作为这件挂毯的母题，皇帝与皇后面对面地品着茶，而他们使用的茶具就是青花瓷，背后还有一个摆满了各式青花瓷的博古架，这样堆砌摆放中国瓷器的方式在17和18世纪的欧洲是非常流行的，也是品味和财富的象征。比起第一套挂毯上的中国皇帝与皇后，这套挂毯上的中国皇帝和皇后穿着较为朴素，装扮也不显珠光宝气，少了些许奢华庄重感，多了几份朴素轻松感。总体而言，德国的这第一套“中国风”挂毯，基本复制自法国，仅在细节处理上略显粗糙。
图4 《赏瓷》
02
洛可可“中国风”挂毯
洛可可“中国风”挂毯，主要有5套。
第一套，可名为《布鲁塞尔“中国风”挂毯》，是18世纪初佛兰德斯地区布鲁塞尔（今属比利时）由朱多克-德-沃斯（1661–1734)任总监的挂毯作坊织造出来的。20世纪90年代末，这套挂毯出现在艺术品竞拍市场，才为人所注意。2000年5月，伦敦佳士得挂出了这一套中的4件，以及19件从同款设计的其他挂毯上裁剪下来的小残片。显然，这一套挂毯，也被反复织造。但布鲁塞尔作为欧洲老牌的挂毯织造中心，沃斯的这套却是目前发现的仅有的一套“中国风”挂毯。
这4件挂毯于2002年起至今藏于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 据馆方介绍，它们织造于1717年，据主要图案被分别命名为《三佛坛》《王子的旅行》《王子登基》和《觐见王子》。除上述实物外，还有同款设计的“挂毯屏风”一件（织造好的挂毯固定在一个六折屏风上），目前为私人收藏。
稍作比较就可发现，它们与上述英国苏豪区深色背景的挂毯在“小岛”的设计上非常相似，都为点状式的构图，只是多了份腾云驾雾的轻盈感，这其实是洛可可风格的表现。它们同样也是对东方人生活的想象性诠释，以《王子登基》（图5）为例，挂毯上的人物都身着飘逸长袍和锥形头饰，中国式的建筑根基不稳地悬浮在空中，奇异的植物朝着各个方向生长，人们也各自沉浸在一些非常“有趣”的活动中：有人向睡在吊床上的人身上浇水、有人手持烟熏独自起舞、还有人骑着飞马拖着一叶在水中行驶的舟，完全不限于“王子登基”这个母题。很明显，在英国《印度风格》挂毯的基础上，布鲁塞尔的“中国风”挂毯被增添了些许洛可可风格的梦幻感和超现实主义气质。
图5 《王子登基》
第二套，可名为《“中国风”风景挂毯》，1725年到1730年左右，法国奥布松和费勒坦（Felletin）地区的许多挂毯作坊都在织造这种挂毯，其中最有名的是雅克-多里亚克（活跃于1715–1742)的作坊。以植物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风景挂毯或翠绿挂毯在欧洲并不陌生，16世纪下半叶就有非常成熟的作品，但“中国风”风景挂毯却在此时才出现。其特点在于以绿色为基调，以动植物和建筑为母题，在非欧洲本地植物之间穿插一两个中式建筑和东方飞禽，打造出一个幽美又宁静的异域秘密花园。
以一件产于奥布松的《极好的风景》（图6）为例，挂毯的最前方是红绿相间的植物拱门，硕大的红色花骨朵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的娇艳。拱门下是一只鸣叫的东方鸟禽，穿过拱门向河对岸望去，是中式的假山、阶梯、木桥和凉亭。整个画面由近及远，在不同的层次感中传达着若隐若现的中国情调。有的中国风风景挂毯没有运用红与绿的对比效果，反而倒有几分“青绿山水”的色调感。
图6 《极好的风景》
这套挂毯，在所有“中国风”挂毯中，是唯一没有描绘人物的挂毯，也是唯一单单描绘“中国风”自然风光的挂毯，非常特别；同时，因为不描绘人物，没有叙事性，是纯装饰性的，因而大大较低了其织造的难度和成本，使得它更有市场。
《极好的风景》(局部）
第三套，可名为《维尔茨堡中国风挂毯》，是1736-1738年左右由德国巴伐利亚州美因河畔的古城维尔茨堡挂毯厂织造出来的。这个挂毯厂，由大主教-亲王约翰·菲利普·弗朗茨·冯·舍恩博恩(1673–1724)于1721年成立，自1728年起担任该厂总监的安德烈亚斯-皮罗(1708–-1763)负责了这套中国主题挂毯的织造。学术界对这套“中国风”挂毯的研究较少，目前只找到其中的一件《中国婚礼》（图7）。
这件挂毯的色彩非常鲜艳明快，有着洛可可式的奶油色基调，如象牙白、奶油黄、浅金色、肉粉色、淡橘色、水蓝色等等。在这样的色调里，虽然构图饱满，人物众多，但却没有压抑感，反而给人一种轻盈、细腻和柔美的精致感。整体构图由近及远，身着宽松袍服的东方人忙碌着各种婚礼的准备仪式；最前方熊熊燃起的篝火将整个婚礼的气氛推向高潮；最远处隐约可见那联排的中式建筑，而远近之间的空间则被郁郁葱葱的花卉、植物填满；一只抢镜的孔雀出现在画面的左下方，增添了一丝异域风情。
值得注意的是，这套挂毯，描绘了中国的“风俗仪式”，这一内容显然是以前的“中国风”挂毯所没有的。
图7 《中国婚礼》
第四套，名为博韦《第二套“中国风”挂毯》，1743年由法国博韦工厂织造，因与第一套即《中国皇帝的故事》挂毯有着紧密关联，而被命名为“第二套‘中国风’挂毯”。第一套挂毯因为被频繁地织造，至1731年，其织造图样严重磨损而无法辨认，博韦于是计划为之重新设计图样，《第二套“中国风”挂毯》因此得以诞生。这套挂毯，共6件，分别为：《中国餐宴》《中国集市》《中国舞蹈》《中国垂钓》《中国猎鸟》《中国园林》。其设计，出自法国皇家首席画师弗朗索瓦·布歇（1703–1770），以中国人的日常娱乐活动为母题，与50多年前设计的皇帝系列有着很大的不同。
以《中国园林》（图8）为例，一位中国闺阁中的小姐在丫鬟们的环绕下悠闲地在花园中歇息，细柄阳伞、绣花蒲扇、青花瓷瓶、中式木箱作为道具点缀在小姐四周，人物的衣着不仅与彼时中国汉人的传统服饰十分相近，连灵动柔美的线条感也刻画得入木三分。更关键的是色调，几乎所有的颜色都加入了白粉调和出粉嫩的优雅感，连小姐头顶上的树也变成了粉红色。这套挂毯，可以视为中国元素与洛可可风格高度统一的极致表现。1754年左右，法国奥布松的挂毯作坊，对它进行了模仿而织造出了许多相似的挂毯，如在让-弗朗索瓦·皮孔（1702——1761）的作坊里就织造了一批与之极为相似的挂毯。
图8 《中国园林》
第五套，名为《柏林中国风挂毯二》，1740—1750年左右由从法国移居柏林的查尔斯-维涅（？—1751)的挂毯作坊织造出来。查尔斯-维涅是巴拉班德家族的合作伙伴。这套挂毯是继1713年巴拉班德家族在柏林织造的《柏林“中国风”挂毯一》之后，在柏林出现的又一套“中国风”挂毯，但与前一套，极不相同。
其中被现代学者称为《拜访官员》 的1件（图9），竟然非常注重空间的“留白”，非常像传统中国画的构图。挂毯中的人物呈水平一字排开，左边的几位在聊天，右边是两位访客在敬拜一位官员。而人物活动仿佛并不是其抢镜之处，因为这几位中国人在画面中的比例都非常小，而更大的空间则留给了后景中的天空和前景处的空地，几棵异域情调的歪脖子树倒是亮点，尤其是左后方的一棵呈90度弯曲的枯叶树，让人联想到中国古画中常常出现的“枯藤老树昏鸦”之意境。中国官员所站的这座用青花瓷片装饰的古亭，与远处依稀可见的一座双塔建筑遥相呼应。
同样的设计理念，存在于同套的其他的几件挂毯上。柏林夏洛滕堡宫藏有4件,馆方又将其命名为《印度风景》，其中的1件《音乐家场景》跟《拜访官员》的元素与构图都极其相似。
图9《拜访官员》
03
“中国风”挂毯见证中西文化交流
在“中国风”挂毯的织造上，欧洲各国之间的传承关系，清晰可见。
法国，可以说是“中国风”挂毯的发源地，对其他欧洲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英国的“中国风”挂毯，虽然与法国的有着明显的差异，其独特的“小岛”构图使其独树一帜，但其织造者即苏霍区的挂毯作坊里，大多数织工来自法国；而英国的这种独特的“小岛”构图，直接为老牌挂毯织造地佛兰德斯的布鲁塞尔“中国风”挂毯所模仿。德国的“中国风”挂毯，则跟法国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不仅作坊主来自法国，第一套“中国风”挂毯本身的设计也来自法国。
从艺术风格上来看，“中国风”挂毯的织造，尽管都受“中国风”的影响，但也都受到了其织造时代欧洲流行艺术风格的影响，都显露出了巴洛克或洛可可的特征。显然，时代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这一点，同时也反映在“中国风”本身的发展上，如上述洛可可“中国风”的第五套《柏林中国风挂毯二》对“留白”的理解，清晰地显示，这套挂毯的设计师对中国艺术的了解比其前辈更为深入。
可见，“中国风”挂毯的发展史，即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史。
（本文转载自收藏拍卖杂志）
